了不起的衡阳人丨王永浚：无名却是英雄树（下）
■蒋昭芒
“中统”“军统”的克星
长征结束后，三个方面军的技侦队伍在延安汇集于军委二局，后因躲避日军飞机轰炸，于1938年11月迁址安塞碟子沟。二局是军委负责情报工作的部门，王永浚在情报战线上功勋卓著，成为人民军队技侦情报工作的创始人之一。
在局长曾希圣领导下，他与一方面军的破译专家曹祥仁、邹毕兆等密切合作，共享破译经验和技术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军委二局集中力量开辟了日本方向工作，同时也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和破坏活动保持高度警惕，王永浚被公认为当时二局国内工作的顶梁柱，经常独自承担重要破译任务。他经常独自一人在院子里站着不动，皱着眉头思索着敌人的密码规律，一有想法就跑进屋子里奋笔疾书。他的战友回忆说：“对王永浚来说，工作就是他的命，牛顿做科学实验时吃面包、喝墨水，他就是这种状态。”
1938年9月，王永浚担任一科科长，二局领导调进10余人充实一科力量，他们虽都是原专业的技术骨干，但对破译工作却是门外汉。为使他们尽快入门，王永浚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法，“以工育才”领着他们边干边学，使他们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破译技术。之后，当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，掀起反共高潮，二局情报保障压力陡然剧增时，正是王永浚带出来的这批人才派上了用场，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。
自1938年起，国民党的密码技术进入一个新阶段，原本以密本作业方式为主的军事密码，改进为以密本加表的新技术。如不能及时跟进这一新技术，将给情报获取造成被动，甚至使二局面临“关门”的危险。因此，探寻和创设对新技术的攻研方法，成为十分紧迫的关键任务。面对这一新的挑战，被称为“密码脑袋”的王永浚，凭着丰富的经验和扎实的技术功底迎难而上，埋头钻研。
1939年夏，王永浚终于剥去了罩在敌人密码上的层层伪装，攻克技术堡垒，创造了新的理论和操作方法，侦破了蒋介石嫡系部队、地方部队以及特务系统的大量密电，为党中央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，保卫陕甘宁边区，作出了重大贡献，也为后来研破更高难度的密码奠定了基础。
这一新理论的建立及其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，是我军技侦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，在这个丰碑上，王永浚的名字是排在第一位的，业内人士称他为“新技术之父”。
抗战时期，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组织“中统”和“军统”，对陕甘宁边区、我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国统区我党地下组织进行大肆的破坏活动。为此，中央指令二局开展对这两大特务组织的电信侦查。特务系统密码技术与使用规律与军事系统有所不同，攻研难度较大。王永浚从1938年秋开始研究，经过一年的努力突破了“中统”榆林特务组织所用的新技术，取得了攻克“中统”核心技术堡垒的重大胜利。1940年4月，一科成立了“CC股（中统工作股）”专门负责中统方向的工作，在王永浚的指导下，一批青年技术骨干迅速成长，很快就比较全面地掌握了中统特务、党务系统的中央和各地的活动情况。
1941年6月，一科扩编为一处，王永浚任处长。开始了对军统核心技术堡垒的集中攻研。军统的技术堡垒与中统的不同，难度更大，是国民党技术堡垒中难度最大的一类，王永浚选择平绥区的某技术堡垒作为主攻目标。经过将近半年的艰苦探索，终于在1941年底首次攻克军统这座极为复杂的特种技术堡垒，一举打开了军统密码的神秘大门。
1942年3月，他又攻克晋陕区榆林站的某技术堡垒。这两个堡垒的攻破，获取了国民党大量核心内幕情报，对党中央及时了解掌握时局动向作出正确决策，对保障党政军和各根据地的安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在创造新技术，开辟国民党政特方向的日子里，王永浚所付出的努力是一般常人难以想象的。他的战友江波回忆：“王永浚对工作是全身心投入，工作就是他的命。他常常抱着儿子在一科院子里转，一边转一边想，走来走去，要是有人给他换根木头，他也会抱着。搞创新就靠王永浚，二局比较难的技术，都是王永浚搞......关键技术这一关不过，二局就要关门，从这点上讲，王永浚创造的技术是划时代的”。
曾在军委二局工作过的原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康立泽也回忆说：“王永浚时常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，一个个技术难题始终萦绕在他脑子里，0到9这十个阿拉伯数字不停地跳跃闪现，变换组合。有时候他抱着孩子一动不动地呆立沉思，突然疾步冲进办公室，取出正在猜译的密码，找出划有红杠的部分填上刚想出的数码，他全神贯注地投入其中，以至同事把手中的孩子抱走他也全然不知。”
王永浚就是以这种忘我的精神和状态，连续扫除军统技术堡垒中的“拦路虎”，获取了其组织机构序列和活动内容。
长期的研究和工作实践，也使王永浚深刻认识到，人才是研究工作的关键因素。1939年10月，王永浚兼任二局首期研究人员脱产培训班教员，他将自己创设的新技术和方法，用通俗易懂的方法传授给大家，使研究成果得到进一步普及和推广，极大地促进了二局研究技术的提高和情报工作的开展。培训班结束后，王永浚还多次到后续的训练班授课。抗战老战士、离休干部郭兰轩回忆：“解放战争时，我被派去东北工作。当时敌人采用了新的技术堡垒，研究工作很难取得进展。我们这些人在延安接受过王永浚的新技术训练，能力比较强，在东北起了作用。”
曾师从王永浚的开国少将彭富九，非常感念王永浚对二局研究人才的教育和培养，1988年他在给王永浚80大寿的贺诗中写道：“无名却是英雄树，垂裕犹遮百亩田，悉心耕灌千枝茂，笑看桃李结满园。”
于无声处建奇功
抗日战争结束后，蒋介石一方面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，另一方面调遣军队对我各解放区进行分割包围。严峻的形势使军委二局的情报保障任务陡然加重。王永浚不辱使命，带领和指导研究人员，攻克了国民党军事系统、政治系统的大量通信密码，使国民党军的一举一动都像“玻璃杯里押宝”，被党中央、中央军委掌握得清清楚楚。
上党战役中，王永浚率二局研究人员攻克了二战区阎锡山的大量通信密码，配合晋冀鲁豫部队取得了歼敌3.5万余人的胜利，这是我军反击国民党进攻的第一个大战役。
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毛泽东获悉捷报后，称赞说：“你们在前方打得越好，我在重庆就越安全。”
紧接着又配合邯郸战役，粉碎了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的企图，为我山东、华中主力部队转移冀、热、辽和东北赢得时间，以及掩护我军调整部署和争取国内和平，均发挥重大作用。
随后，按照参谋长叶剑英转达的“主席嘱专设一台听傅作义长官部”的指示，王永浚率破译人员加强了对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的侦察，获悉傅部向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报告归绥（呼和浩特的旧称）守军部署和归绥城内情况等密情，配合了绥远战役，收复了绥东、绥南广大地区，打破了敌控制平绥路的企图。与此同时，王永浚还攻克第十战区的通信密码，获悉了山东境内国民党军的重要情报，配合我山东、华中部队取得津浦路徐（州）济（南）段战役的胜利，挫败了敌打通津浦路的企图。
为配合我军迅速入关抢占东北的战略行动，1945年11月6日，毛泽东向二局代局长戴镜元、副局长王永浚颁发手令：限军委二局七天之内突破国民党驻东北和华北有关部队的密码，掌握其动向。接此手令后，全局同志昼夜不息地共同奋斗，在规定的7天期限内，攻克了国民党军通信密码。
1946年6月26日，蒋介石集中30万兵力，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，妄图围攻我中原解放军。王永浚和全局同志争分夺秒，昼夜突击，不断提供上至国民党国防部，下到每个参战部队的大量重要情报，对中原我军选择突围的时机和方向，以及最终胜利突围，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。7月5日，毛泽东亲自写信嘉奖二局，信中说：“你们的工作有成绩，特别是对中原方面帮助很大，甚以为慰，现我中原主力已安全突围，一部留原地坚持，国民党虽用全力围堵，毫无所得。”
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，国民党鉴于在战场上连连失败，加之又从叛徒告密中获悉我二局工作情况，遂不断加强通信保密措施。
1948年1月，国民党国防部开始为其部队配发一种“理论上是不可破译”的新型密码，其中胡宗南系的密码被称为“最硬最进步的密码”。能否攻克这种尖端技术，取得情报，成为能否有效配合决战，加速胜利步伐的关键。王永浚既当指挥员，又当战斗员，与技术人员们一起研究尝试多种思路和方法，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寻觅，终于从浩瀚的数字海洋中找出破绽，发现规律，摸索出方法，攻破了敌人精心设防的“不可破”堡垒，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，提供了及时有力的情报保障。
淮海战役期间，军委二局共通报重要情报1000多份，内容包括国民党军的战略意图、实力、部署、调动、装备、补给、士气等，基本上做到了敌动我知。对国民党军采取的每一个重大行动，均能先期获悉，作出预报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国民党军的高层决策，情报价值极高。
《毛泽东军事文选》（内部本）选辑的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64份电报中，有50多处引用了军委二局上报的敌情，作为分析敌我态势，进行决策指挥的参考和依据。
淮海战役中，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55.5万余人。国民党军南线精锐部队丧失殆尽，军委二局的情报保障工作对战役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，谱写了情报工作史上光辉的一页。
毛泽东在奖给王永浚的大笔记本上，亲笔写下“在奋斗面前有什么困难”的嘉奖赞语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王永浚仍继续战斗在神圣而无形的战线上，担任总参某部的领导职务，参与部队发展与建设中许多重大问题的调研，指导工作。积极探索现代条件下情报工作的特点规律，主持领导了多项重点工程的立项、论证、引进和建设工作，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。
1955年，王永浚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1982年，他已年逾古稀，被中央军委明确为大军区副职职务，光荣离休。
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
在临终前，王永浚曾感慨万千，写下了吐露心声的诗句：“受党栽培一老翁，投身革命效英雄。任公督导天书译，贺帅严求肝胆忠。隐线拳拳甘奉献，战场悄悄不居功，心中自有红灯亮，安度晚年如劲松。”
2003年1月，王永浚因病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5岁。
有诗赞曰：
电波不逝立奇功，台前幕后皆英雄。
谍海斗智掏虎穴，密林译读辨敌踪。
昼夜解得天书破，片纸堪当十万军。
悠悠战史名镌石，千古华夏尽峥嵘。
“中统”“军统”的克星
长征结束后，三个方面军的技侦队伍在延安汇集于军委二局，后因躲避日军飞机轰炸，于1938年11月迁址安塞碟子沟。二局是军委负责情报工作的部门，王永浚在情报战线上功勋卓著，成为人民军队技侦情报工作的创始人之一。
在局长曾希圣领导下，他与一方面军的破译专家曹祥仁、邹毕兆等密切合作，共享破译经验和技术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军委二局集中力量开辟了日本方向工作，同时也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和破坏活动保持高度警惕，王永浚被公认为当时二局国内工作的顶梁柱，经常独自承担重要破译任务。他经常独自一人在院子里站着不动，皱着眉头思索着敌人的密码规律，一有想法就跑进屋子里奋笔疾书。他的战友回忆说：“对王永浚来说，工作就是他的命，牛顿做科学实验时吃面包、喝墨水，他就是这种状态。”
1938年9月，王永浚担任一科科长，二局领导调进10余人充实一科力量，他们虽都是原专业的技术骨干，但对破译工作却是门外汉。为使他们尽快入门，王永浚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法，“以工育才”领着他们边干边学，使他们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破译技术。之后，当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，掀起反共高潮，二局情报保障压力陡然剧增时，正是王永浚带出来的这批人才派上了用场，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。
自1938年起，国民党的密码技术进入一个新阶段，原本以密本作业方式为主的军事密码，改进为以密本加表的新技术。如不能及时跟进这一新技术，将给情报获取造成被动，甚至使二局面临“关门”的危险。因此，探寻和创设对新技术的攻研方法，成为十分紧迫的关键任务。面对这一新的挑战，被称为“密码脑袋”的王永浚，凭着丰富的经验和扎实的技术功底迎难而上，埋头钻研。
1939年夏，王永浚终于剥去了罩在敌人密码上的层层伪装，攻克技术堡垒，创造了新的理论和操作方法，侦破了蒋介石嫡系部队、地方部队以及特务系统的大量密电，为党中央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，保卫陕甘宁边区，作出了重大贡献，也为后来研破更高难度的密码奠定了基础。
这一新理论的建立及其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，是我军技侦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，在这个丰碑上，王永浚的名字是排在第一位的，业内人士称他为“新技术之父”。
抗战时期，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组织“中统”和“军统”，对陕甘宁边区、我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国统区我党地下组织进行大肆的破坏活动。为此，中央指令二局开展对这两大特务组织的电信侦查。特务系统密码技术与使用规律与军事系统有所不同，攻研难度较大。王永浚从1938年秋开始研究，经过一年的努力突破了“中统”榆林特务组织所用的新技术，取得了攻克“中统”核心技术堡垒的重大胜利。1940年4月，一科成立了“CC股（中统工作股）”专门负责中统方向的工作，在王永浚的指导下，一批青年技术骨干迅速成长，很快就比较全面地掌握了中统特务、党务系统的中央和各地的活动情况。
1941年6月，一科扩编为一处，王永浚任处长。开始了对军统核心技术堡垒的集中攻研。军统的技术堡垒与中统的不同，难度更大，是国民党技术堡垒中难度最大的一类，王永浚选择平绥区的某技术堡垒作为主攻目标。经过将近半年的艰苦探索，终于在1941年底首次攻克军统这座极为复杂的特种技术堡垒，一举打开了军统密码的神秘大门。
1942年3月，他又攻克晋陕区榆林站的某技术堡垒。这两个堡垒的攻破，获取了国民党大量核心内幕情报，对党中央及时了解掌握时局动向作出正确决策，对保障党政军和各根据地的安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在创造新技术，开辟国民党政特方向的日子里，王永浚所付出的努力是一般常人难以想象的。他的战友江波回忆：“王永浚对工作是全身心投入，工作就是他的命。他常常抱着儿子在一科院子里转，一边转一边想，走来走去，要是有人给他换根木头，他也会抱着。搞创新就靠王永浚，二局比较难的技术，都是王永浚搞......关键技术这一关不过，二局就要关门，从这点上讲，王永浚创造的技术是划时代的”。
曾在军委二局工作过的原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康立泽也回忆说：“王永浚时常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，一个个技术难题始终萦绕在他脑子里，0到9这十个阿拉伯数字不停地跳跃闪现，变换组合。有时候他抱着孩子一动不动地呆立沉思，突然疾步冲进办公室，取出正在猜译的密码，找出划有红杠的部分填上刚想出的数码，他全神贯注地投入其中，以至同事把手中的孩子抱走他也全然不知。”
王永浚就是以这种忘我的精神和状态，连续扫除军统技术堡垒中的“拦路虎”，获取了其组织机构序列和活动内容。
长期的研究和工作实践，也使王永浚深刻认识到，人才是研究工作的关键因素。1939年10月，王永浚兼任二局首期研究人员脱产培训班教员，他将自己创设的新技术和方法，用通俗易懂的方法传授给大家，使研究成果得到进一步普及和推广，极大地促进了二局研究技术的提高和情报工作的开展。培训班结束后，王永浚还多次到后续的训练班授课。抗战老战士、离休干部郭兰轩回忆：“解放战争时，我被派去东北工作。当时敌人采用了新的技术堡垒，研究工作很难取得进展。我们这些人在延安接受过王永浚的新技术训练，能力比较强，在东北起了作用。”
曾师从王永浚的开国少将彭富九，非常感念王永浚对二局研究人才的教育和培养，1988年他在给王永浚80大寿的贺诗中写道：“无名却是英雄树，垂裕犹遮百亩田，悉心耕灌千枝茂，笑看桃李结满园。”
于无声处建奇功
抗日战争结束后，蒋介石一方面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，另一方面调遣军队对我各解放区进行分割包围。严峻的形势使军委二局的情报保障任务陡然加重。王永浚不辱使命，带领和指导研究人员，攻克了国民党军事系统、政治系统的大量通信密码，使国民党军的一举一动都像“玻璃杯里押宝”，被党中央、中央军委掌握得清清楚楚。
上党战役中，王永浚率二局研究人员攻克了二战区阎锡山的大量通信密码，配合晋冀鲁豫部队取得了歼敌3.5万余人的胜利，这是我军反击国民党进攻的第一个大战役。
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毛泽东获悉捷报后，称赞说：“你们在前方打得越好，我在重庆就越安全。”
紧接着又配合邯郸战役，粉碎了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的企图，为我山东、华中主力部队转移冀、热、辽和东北赢得时间，以及掩护我军调整部署和争取国内和平，均发挥重大作用。
随后，按照参谋长叶剑英转达的“主席嘱专设一台听傅作义长官部”的指示，王永浚率破译人员加强了对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的侦察，获悉傅部向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报告归绥（呼和浩特的旧称）守军部署和归绥城内情况等密情，配合了绥远战役，收复了绥东、绥南广大地区，打破了敌控制平绥路的企图。与此同时，王永浚还攻克第十战区的通信密码，获悉了山东境内国民党军的重要情报，配合我山东、华中部队取得津浦路徐（州）济（南）段战役的胜利，挫败了敌打通津浦路的企图。
为配合我军迅速入关抢占东北的战略行动，1945年11月6日，毛泽东向二局代局长戴镜元、副局长王永浚颁发手令：限军委二局七天之内突破国民党驻东北和华北有关部队的密码，掌握其动向。接此手令后，全局同志昼夜不息地共同奋斗，在规定的7天期限内，攻克了国民党军通信密码。
1946年6月26日，蒋介石集中30万兵力，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，妄图围攻我中原解放军。王永浚和全局同志争分夺秒，昼夜突击，不断提供上至国民党国防部，下到每个参战部队的大量重要情报，对中原我军选择突围的时机和方向，以及最终胜利突围，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。7月5日，毛泽东亲自写信嘉奖二局，信中说：“你们的工作有成绩，特别是对中原方面帮助很大，甚以为慰，现我中原主力已安全突围，一部留原地坚持，国民党虽用全力围堵，毫无所得。”
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，国民党鉴于在战场上连连失败，加之又从叛徒告密中获悉我二局工作情况，遂不断加强通信保密措施。
1948年1月，国民党国防部开始为其部队配发一种“理论上是不可破译”的新型密码，其中胡宗南系的密码被称为“最硬最进步的密码”。能否攻克这种尖端技术，取得情报，成为能否有效配合决战，加速胜利步伐的关键。王永浚既当指挥员，又当战斗员，与技术人员们一起研究尝试多种思路和方法，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寻觅，终于从浩瀚的数字海洋中找出破绽，发现规律，摸索出方法，攻破了敌人精心设防的“不可破”堡垒，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，提供了及时有力的情报保障。
淮海战役期间，军委二局共通报重要情报1000多份，内容包括国民党军的战略意图、实力、部署、调动、装备、补给、士气等，基本上做到了敌动我知。对国民党军采取的每一个重大行动，均能先期获悉，作出预报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国民党军的高层决策，情报价值极高。
《毛泽东军事文选》（内部本）选辑的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64份电报中，有50多处引用了军委二局上报的敌情，作为分析敌我态势，进行决策指挥的参考和依据。
淮海战役中，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55.5万余人。国民党军南线精锐部队丧失殆尽，军委二局的情报保障工作对战役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，谱写了情报工作史上光辉的一页。
毛泽东在奖给王永浚的大笔记本上，亲笔写下“在奋斗面前有什么困难”的嘉奖赞语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王永浚仍继续战斗在神圣而无形的战线上，担任总参某部的领导职务，参与部队发展与建设中许多重大问题的调研，指导工作。积极探索现代条件下情报工作的特点规律，主持领导了多项重点工程的立项、论证、引进和建设工作，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。
1955年，王永浚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1982年，他已年逾古稀，被中央军委明确为大军区副职职务，光荣离休。
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
在临终前，王永浚曾感慨万千，写下了吐露心声的诗句：“受党栽培一老翁，投身革命效英雄。任公督导天书译，贺帅严求肝胆忠。隐线拳拳甘奉献，战场悄悄不居功，心中自有红灯亮，安度晚年如劲松。”
2003年1月，王永浚因病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5岁。
有诗赞曰：
电波不逝立奇功，台前幕后皆英雄。
谍海斗智掏虎穴，密林译读辨敌踪。
昼夜解得天书破，片纸堪当十万军。
悠悠战史名镌石，千古华夏尽峥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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