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何芬
对于衡阳历史文化溯源，我们不要只关注“庞”，还是要将“庞”“㵢”“鄙”三个放在一起考虑。其实，对于“庞”“㵢”“鄙”三字的地理归处，牵头绘制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的谭其骧早有说法。
1957年、1960年，几件鄂君启金节接连在安徽寿县（位置靠近楚第4个都城寿春）被发现。1962年、1963年谭其骧曾先后写过一篇《鄂君启节铭文释地》《再论鄂君启节地理答黄盛璋同志》发表于《中华文史论丛》。这两篇论文现在收录在谭其骧的《长水集》中。其中，在讨论“鄂君启金节”舟节时，里面关涉我们衡阳地名考据的为西南路的入湘水路中的入耒水水路。对于“入㵢”“庚鄙”中的“㵢”“鄙”地名，谭其骧分别考定为“湘水支流耒水”“汉代的便县，在耒水中游北岸，即今湖南永兴县”。
其实，谭其骧说自己“对于古文字学和古器物学是一个十足的门外汉，并不想也不可能在文字和名物制度方面对四位先生的考释有何补以。”（语见《鄂君启节铭文释地》）但是，我联系上下文，谭其骧入耒水路的考订，应该是综合考虑了楚入湘南、南抵南岭的路径，即其所说“此路由湘入耒，南抵南岭北麓”。
1957年“鄂君启节”出土后，郭沫若、殷涤非、罗长铭都先后公开发表文章论述。1961年，古文字学家、考古学家、金石家、书法家商承祚写了一篇《鄂君启节考》没有发表，寄给谭其骧参订。谭其骧在以上4人写的3篇文章的基础上，从历史地理角度对水路途程做出了探索与取舍。后来，商承祚的文章于1963年、1965年先后发表在《文物精华》《中华文史论丛》，可惜我没有找到。但从现存他人对商承祚的文章的转述中可见，商承祚认为“㵢”是指耒水，可见谭就采纳了商的意见。
谭其骧在《长水集》1984年自序中曾谈到，《鄂君启节铭文释地》《再论鄂君启节地理答黄盛璋同志》出来后，自己认为“仍有可商不备之处”。1966年文物出版社准备将有关此节的诸家考释辩难文章汇成一本书，来函询问是否需要修改。谭其骧动手写了一篇短文，哪知特殊时期开始，就此搁笔。等到1982年想找到此文时已经找不到了。
湖南本地有熊传薪、何光岳于1982年写文章认为“㵢”是指洣水，“鄙”是指耒阳，但是并没有看到太多人呼应。我在翻阅衡阳市文物处原处长郭建衡老师所著《城邑沧桑》一书时，看到他记载衡阳本土文化专家萧培萧老持“鄙”为“酃”的观点。对于萧老的观点，我在品读他的文章中曾按图索骥揣摩过，写过《耄耋重述衡阳城》一文，可惜也未找到他1984年发表的文章。
2021年，在《地理研究》发表了“谭其骧诞辰110周年”栏目文章。《学习谭其骧对鄂君启节地理释证的几点体会》一文中，有“后有学者改释作‘郴’，即楚汉之际项羽迁义帝于郴之地，今湖南郴州，较汉之便县更加合理一些，实乃在谭先生所论耒水、便县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，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之语。可见对于“鄙”又有了考证为“郴”的说法。
再回过头来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谭其骧对“鄂君启节”的两篇论文，其中有一段话让我再次审视我以前接受的钱穆“湘”为“襄”的观点，照录如下：
“可见，在‘鄂君启节’铸造时期以前，这一广大地区不仅在政治上五水程西南路的支路共有入湘、入㵢、入资、沅、澧、油六条之多，航线遍布于今鄂西南、湖南极大部分地区，远至广西边境。可见在‘鄂君启节’铸造时期以前，这一广大地区不仅在政治上已隶属于楚国版图，并且在经济上也已达到了一定的发展水平。有些人认为在战国初、中期湖南地区大部分还处于草莱未辟阶段，是不符合于实际情况的。铭文自东而西，湘、资、沅、澧依次列举，也有力地证实了此四水无疑即今湖南境内同名诸水；这对过去钱穆所提出的谬论——认为《楚辞》湘、澧、沅诸水本在江北，至汉初始迁其名于江南，是一个无可置辩的反证。”
探讨湖南文化，必然要谈到“楚文化进入湖南”的各种发现。我的理解是，谭其骧上述推论是对“楚入湘南”的论述。这样，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战国时期楚越图上，宁远、郴州这一块标注为“方林”了，这当是出于《楚辞·涉江》中的“哀南夷之莫吾知兮，旦余济乎江湘。乘鄂渚而反顾兮，欸秋冬之绪风。步余马兮山皋，邸余车兮方林。乘舲船余上沅兮，齐吴榜以击汰。”谭其骧当是认为屈原涉江的脚步到达的“方林”就是湘南。
尽管如此，我们仍需长久关注“鄂君启金节”涉及古地名的学科研究新成果。因为就像人们诟病钱穆的《楚辞》地名理论、《史记》地名理论是建立在“泛用声训、训诂”去做考据一样，钱穆的反对者们也同样在使用声训、训诂去做古地名考据。“楚入湘南”是否可行，还需要了解到更多考古发现互相佐证，我们在把衡阳的历史说给别人听时才可能游刃有余。
至于“庞”这一地名，见于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，即齐国使者游说越王的一句很关键的话，原文如下：“复雠、庞、长沙，楚之粟也；竟泽陵，楚之材也。越窥兵通无假之关，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也。”
《战国史》作者、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一册编绘者（与钱林书合作）杨宽在书中确定：“庞在今湖南衡阳东，长沙即今长沙，雠也该在湘水流域。这是说湘水流域是楚国的粮仓。说明至迟到战国后期湘水流域已成为农业发达的地区。”至于为何认定“庞”为衡阳东的城邑，杨宽解释说：“《史记集解》引徐广说‘庞’一作‘宠’，当即后来汉代长沙国的酃县所在。‘庞’‘宠’都从‘龙’得声，和‘酃’是一声之转。酃县在今湖南衡阳市东。”
说起来，这是个悲伤的故事。越王勾践去世后，他的后代到北方打齐国，到西方讨楚国，参与中原争霸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，有一次越国兴兵去打齐国，齐国就派了使者去游说越王。齐国使者已明白越国想要通过攻打齐国震动韩魏，让韩魏亲近越国，帮助越国去分散楚国的兵力。齐国使者说，现在正是楚国兵力分散之时，楚国从曲沃、於中到无假之关的战线长达三千七百里，有的兵力还在齐、鲁、南阳等地。这时候越国不打楚国什么时候打？听说，雠、庞两邑及长沙是楚国的粮仓，竟泽陵是楚国的产木材的区域，你们只要找到机会用兵通过无假关，这4个地方的米和木材不就不可以上供到楚国首都郢了呀！
这位越王最后真的就放开齐国去讨伐楚国，最后战败被杀。而越国以前占领吴国的土地全部被楚国取回，越国后来就渐渐散亡了。越国的子弟“争立”，“或为王，或为君，滨于江南海上，服朝于楚。”唐朝的《史记正义》说这个“江南海上”，就是当时的台州临海县。然后据《史记·始皇本纪》，一直到了秦始皇二十五年，“遂定荆江南地；降越君，置会稽郡。”《史记正义》对此注解说，此时秦始皇军部平定的是“楚”及“江南地”，越王已经没有了，所以受降的越王的子弟称“越君”。
春秋时期，还有“楚吴越”地图，到了战国，就只有“楚越”地图了。历史走向就是越吞吴，楚亡越，秦并楚。
在《秦郡新考》中，谭其骧记述说：
“南郡：《秦本纪》，昭襄王二十九年，攻楚，取郢为南郡
会稽：《始皇本纪》，二十五年，定荆江南，降越君，置会稽郡
长沙：《湘水注》，临湘县，秦灭楚立长沙郡
衡山（分九江置）：《项羽本纪》，立番君吴芮为衡山王。其建郡之年，姚氏鼐以为未可知，进从前例亦断以为秦置。《始皇本纪》，二十八年，西南渡淮水，之衡山、南郡；衡山与南郡并举，盖其时已建郡也。”
上述可见，秦朝末年，有个“衡山”在淮河边。秦朝时，长沙郡、南郡是楚国旧地，衡山郡是从九江郡中分出来的新郡。在秦代之前，这个“衡山”不可能平白无故消失，尤其是对于一座山峰而言。杨宽等人在绘制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战国时期楚越图时也将其标注出来，但是对于这个衡山到底是山峰还是城邑，如果是城邑，其治所又在哪里，并没有定数，所以就按照“府州郡县治所无确址可考而大致方位可指者，不画符号，作无定点注记于适当方位”的编例作了体现。这都是我根据地图集的编制体例作的理解，不是杨宽的原话。
编辑：黄铮
责任编辑：张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