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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百年前，一位衡阳书生以笔为剑，在晚明浑浊的朝堂劈开一道清流，他就是心底无私、敢于犯言直谏的衡阳人陈宗契（1569—1630年）。

在衡阳县家中，父亲陈廷策将程朱理学的火种播入陈宗契的心田，并时常告诫他“持心如衡，以理为平”（以真理为准则保持内心平衡）。

7岁时，父亲给陈宗契出上联：“嫩竹绿荫映地”，他随口即答：“新荷赤箭摩天”。父亲没有夸赞其聪颖，而是告诉他“对仗工巧不过枝叶，立身中正方为根本”。

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年），陈宗契高中进士，初授御史之际，父亲写下“天下事易言难行”七字相赠，告诫他“言必践诺，谏当求实”。

这种重视品德、言行一致、注重实效的教育，为陈宗契刚正不阿、直言敢谏的御史生涯埋下伏笔。

不仅如此，陈氏一脉言传身教的家教模式，影响了此后一代又一代的陈氏后人。

次子陈之遵继承陈宗契遗志，明亡后隐居衡山，整理父亲奏疏成《谏垣遗稿》。

清康熙年间，陈氏后人在宗祠立“三不碑”——不媚权贵、不惧斧钺、不违本心，铮铮铁骨化作传世家风。

陈宗契担任监察御史，不怕得罪权贵，将国家利益置于自身安危之上，以弹劾不法官吏及政治弊端为己任。

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年），明神宗以过生日的名义，广纳贡礼，大肆敛财，导致地方官员投其所好，搜罗奇珍异宝，更有甚者借机勒索百姓，中饱私囊。当时陈宗契以御史身份巡视漕运，十分同情老百姓的悲惨遭遇，于是上书直谏：“现在地方官吏竞相搜刮百姓，借您生日献礼邀宠，哪一件呈上来的贡品不是民脂民膏？可是您不但不怪罪，还把蟒袍玉带奖给了这批虐民的罪人，这是以罪为功呀……”

巡视漕运途中，陈宗契目睹陕西税监梁永的滔天恶行：逼得百姓卖儿鬻女以纳矿税，咸阳县令宋时隆因抗税入狱，检举梁永的御史余懋衡险遭毒害，事发后梁永受到弹劾，但明神宗不予追究。回朝后，陈宗契连上三道奏疏，最终迫使明神宗罢黜梁永。

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年），朝议推举阁臣，李廷机在被选之列，陈宗契随即上书表示反对，直指其“结党营私，有负清议”。李廷机深得神宗宠信，朝中还有众多支持者。尽管如此，陈宗契仍不畏其势，上书痛陈。虽最终未能阻止李廷机入阁，但这份不畏强权的胆识，令其“铁面御史”之名不胫而走。

明神宗执政后期，荒于政事，长期不上朝，可朝廷百官没人敢站出来上谏。陈宗契毅然决然上奏折劝说明神宗：“纵观历朝历代，臣从未见过皇帝不亲自过问政事而百官能自觉工作的。皇上正值壮年，为什么要采用老年人的做法呢？”

这些奏疏字字泣血，虽未挽回明室颓势，却为后世留下“文官死节”的典范。

明熹宗即位，启用陈宗契为通政司参议。但当时明熹宗年幼无能，太监魏忠贤受宠专权。陈宗契目睹时政腐败，时势艰危，多次上书指陈利弊。

天启四年（1624年），魏忠贤代明熹宗主持南郊大祭。当时，陈宗契职掌礼乐，魏忠贤想拉拢他，故意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他亲切交谈。陈宗契知其用意不良，只冷眼相对，始终不发一言。见朝政已乱，不愿为虎作伥，陈宗契以母亲疾危为由，一连三次上书，辞官回家，从此隐居不出。

陈宗契不管是为官在朝还是辞官隐居，都心系民生，一心为百姓生计献计出力。

衡州府城被湘江一分为二，以舟渡河却经常发生倾覆亡人事件。在江上修桥十分必要，但难度高，工程量大。新任衡州知府刘春，与陈宗契同在朝廷为官，两人相交匪浅，陈宗契向刘春提出在湘江上修建浮桥的建议。

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年）冬，浮桥正式动工，次年四月完工。浮桥开通之日，百姓载歌载舞，欢呼共庆。陈宗契欣然撰写《潇湘浮桥记》记录这一盛事。

天启七年（1627年），桂王（朱常瀛）来到衡州府就藩，朝廷确定征田2500顷为其采地，但原雍王遗田只有2000顷不到，尚需征田500余顷，本地官府欲夺民田补充。陈宗契得知此事，立即上书桂王，痛陈民生疾苦，请求停止增征田地，以安抚百姓。桂王见状，动了恻隐之心，同意免除增加征田之事，衡阳的百姓因此都很感激他。直至今日，回雁峰烟雨池畔仍刻有他的诗句：“青天七十二芙蓉，回雁南来第一峰”。

▲青天七十二芙蓉,回雁南来第一峰。图源：雁峰区融媒体中心

崇祯三年（1630年），朝廷欲重新启用陈宗契，下诏任命其为兵部右侍郎，但遗憾的是，诏命到达前三天陈宗契已因病去世，只留下铿锵风骨在衡州大地。

编辑：张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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