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文／衡阳日报全媒体记者 伍施施 图／衡阳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围

“您好，我外公是毛主席的学生，曾担任湖南省农运特派员，是‘团山八烈士’之一，明年是毛主席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00周年，我想在这之前，为外公邬建农办烈士证，希望能借助媒体的力量，让更多人了解他的故事……”6月19日，记者接到衡阳县金兰镇村民肖高林的电话，电话那头，声音带着期许与忐忑。由此，一段跨越98年的烈士寻亲故事，在采访与探寻中，缓缓揭开尘封的热血篇章。

▲肖高林（左一）为大家讲述邬建农的事迹。

“我的外公是烈士”

1994年，肖高林从舅舅口中得知，自己的外公邬建农是位烈士。“去邵东看看吧，让子孙后代记住这份荣光。”舅舅的话，成了他探寻外公足迹的起点。那年，肖高林在邵东市民政局初见外公相关资料，零散的文字，却似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他对革命先辈好奇的大门。

此后二十余载，只要得空，他便奔赴邵东市团山烈士陵园祭拜。“每次站在碑前，都觉得离外公更近了些，可心底总缺了一块，想把他的故事补全，让更多人知晓。”采访时，肖高林望着陵园方向，目光执着。

2021年，肖高林决心踏上“重走外公革命路”的旅程。他背着简单行囊，辗转于邵东市团山烈士陵园、中共湘西南特委旧址、邵阳党史馆，甚至远赴广州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。在纪念馆，当看到陈列资料里“邬建农”的名字，他红着眼眶向馆长诉说：“这是我外公，他为农民运动奋斗过，我想让更多人知道他。”

4月18日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代表团特意来到肖高林家中，向肖高林了解邬建农的故事。临别时，他将外公用过的藤箱捐赠，那个藤箱上的斑驳痕迹，无声诉说往昔岁月。

从“邬义求”到“邬建农”

根据邵东县（2019年由县改市）地方党史资料丛书之八《邵东地下党》《中国共产党新邵历史（第一卷）》《邵东县军事志》等资料记载，邬建农又名邬义求，1903年出生于衡阳县金兰镇石坳村，求学时眼见国家积贫积弱、百姓困苦，对父亲说，“当今国家千疮百孔，岂是一针一线能缝合？”于是，他放弃安稳裁缝家业，投身革命。

1925年初冬，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，在邵东光裕祠秘密传播进步思想。1926年，邬建农加入中国共产党，通过湖南湘区选派，考入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，成为第六届学员。

“在农讲所，他把名字从‘邬义求’改成‘邬建农’，就是铁了心要为农民运动奋斗！”衡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二级研究员谢志成翻阅资料，向记者解读名字背后的决心。

结业回宝庆后，邬建农任湖南省农民运动特派员，奔走于太子庙、黑田铺等地，建农会、办夜校、组织减租减息。1926年10月，中共宝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，邬建农任农运委员，他领导了宝庆东乡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。在光裕祠（即四甲乡）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召开之时，他手书对联贴于会场入口：“农协是革命之花，翻身结幸福之果。”

1927年“马日事变”骤起，革命陷入白色恐怖。邬建农响应号召，参与集结农民自卫军援攻长沙，却在团山遭遇背叛。叛乱分子夜袭时，他奋起抵抗，最终身中数弹，倒在煤氹里，年仅24岁，成为“团山八烈士”之一。

“拿到烈士证再过来看您”

走访之路满是艰辛。因年代久远，资料残缺不全；当事人后代难寻，线索时常中断；不同地区党史记录的细微差异，都让走访之路困难重重。终于在新邵县，邬建农曾任教并开展农民运动的地方，肖高林遇到了一位老文史研究员陈国庆，他拉住陈老的手，急切追问细节。

“我的老师和邬建农是同事，他总念叨，邬建农曾是我们这一片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，白天教知识，夜里给大家讲革命道理，原来就是你外公啊，你外公在这儿播下的革命火种，老一辈都记着……”陈国庆的话，让肖高林红了眼眶，也让那段历史，在讲述中愈发鲜活。

邬建农牺牲后，家人因局势动荡离散：妻子带着子女艰难度日，不久后也离世，随后子女被亲戚分别收养，多年后才得以相认。在走访过程中，肖高林还从远房亲戚处了解到，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有关部门曾来村里进行过烈士调查，但因“改名”“地址不详”等缘故，邬建农的烈士证未能送到亲属手中。

“外公为革命流尽热血，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后人铭记，我想为外公办烈士证，希望更多人了解他的故事！”今年以来，肖高林主动联系各相关部门，衡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谢虹了解情况后，率队赴邵阳等地调研，并专门成立了邬建农史实征集研究小组，各方力量也纷纷汇聚助力。

采访最后，站在团山烈士陵园纪念碑前，肖高林望着碑上“邬建农”三个字，声音哽咽却坚定：“等拿到烈士证，我再过来看您，我想让您知道，您的后人从未忘记您的奉献，您的精神会一直传承下去。”

编辑：魏臻臻

责任编辑：张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