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刘洁

为了实现纵横之术，谋求盖世奇功，王闿运一生曾多次入达官显贵、封疆大吏之幕以寻求机会。如：入曾国藩幕。1854年，曾国藩奉旨建立湘军，“颇延接文士，采人望，佐军计”，王闿运多次论军政而奇中，曾国藩颇嘉纳之。后因持论不同、性格各异、处事方式相悖而渐行渐远。1859年入肃顺幕，1859年入文煜幕，1863年入郭嵩焘幕，1878年入丁宝桢幕，1903年入夏时幕，然终难成就其所谓的“帝王之业”，于是只有回湘教学育才，寻找也有雄心大业的学生，幸而收到杨度这样的英才而教之。

受王闿运“帝王之学”和洒脱不羁性格的影响，杨度越发自视甚高，概然有经营天下之志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古今才分不甚相远，胡文忠闻一知二，子贡之流，非曾文正所及也。又谓午怡（夏寿田）似曾而余似胡而非敢望也。然合乎事实，知必有济。”

杨度评价古今人物的天资本无太大差异，如胡林翼可以闻一知二，堪比孔子最喜爱的学生子贡，其才智是曾国藩无法比拟的。说夏寿田（船山书院学子）才气略接近曾国藩，而他自己的某些特质与胡林翼相仿。二十几岁的杨度对标的都是当时最一流的治世人物。

杨度致函友人说：“余诚不足为帝王师，然有王者起，必来取法，道或然与？”

1897年12月5日，杨度在日记中又把自己视为未来的宰相。“牛喘气乖，宰相所惊，世方乐止，又非以山中宰相自命也。”

对于杨度的恃才傲世，老师王闿运还是了解的，他经常告诫：“心志太大，但防颓废。”

同时，王闿运也老辣地看出了杨度眼高手低的毛病，并说杨度作诗也不能像论诗那样纵横自如：“皙子（杨度）论诗入微，及作，未能达副。”

杨度对恩师也不盲从，他曾与张登寿论诗时，认为王老师的诗“灵于康乐而无其大”，不能超越齐、梁。有人把王闿运誉为晚清“诗之圣者”，杨度听后不以为然。他评价老师的诗是：湘绮妙有诗心，由于天纵，故非明人所及。

杨度对自己过于狂傲也有自知之明，在给朋友的信中批评自己“赋性褊隘，号为狂生”“自恨性狷，不能容物”。为了克服这些缺点，杨度在日常研学时日自克厉，自称“无日不以自省”。虽是狂傲些，但青年杨度所思所学并非只为科考名利，而是胸怀大志，功在经世致用之学，为施展政治抱负，拯救天下黎民。这也是船山书院的教育宗旨。

王闿运在持掌船山书院期间，曾亲自撰写《王夫之列传》，介绍船山的生平思想。又非常重视教导学生对船山遗著的学习，其在《湘绮楼日记》中曾经记载其“为尹生题船山遗稿”。

王闿运同时极其重视对王船山的祭祀，《清王湘绮先生闿运年谱》中记载了1899年的一次对王船山诞辰的祭祀：

王船山生日，巳初释奠用时制秋祭礼，而小变之未为合礼，当直行乡饮酒礼而先释奠，则庶几成礼。

上午九时实行祭师仪式时套用了当时秋季祭礼规制，虽稍作调整却不够规范。应当先举行祭师仪式，再按尊贤之礼的流程操办，这样才算完整的礼仪流程。这段记载说明王闿运对于祭祀王船山的仪式的规范性非常重视，且要求极高，必须合符礼制。

也就是在对王船山的教学和祭祀中，培养了学生们的浓郁民族精神和爱国情结，从而弘扬了湖湘文化中绵延不绝的内在精神，这对青年杨度影响极为深远。杨度深为船山精神所折服，立志以船山为榜样，献身复兴民族大业。他曾在《湖南少年歌》里感叹：“惟有船山一片心，哀号匍匐向空林。林中恸哭悲遗族，林外杀人闻血腥。”

在这里，杨度直接点明王船山的精神内核，就是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与抗争意志。其中“哀号匍匐”“痛哭悲遗族”则以悲怆的意象隐喻船山在明清易代之际的遗民情怀。王船山亲历亡国之痛，隐居著书，以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的使命感反思文明存续。“林外杀人闻血腥”则隐喻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。

杨度在《湖南少年歌》中对王船山思想的描述，主要体现在对船山民族气节与救世精神的推崇，并将其作为湖南人精神觉醒与文化传承的核心象征。他将王船山塑造为民族精神的化身，既是对其反清复明遗民气节的致敬，也是对近代民族危机下文化自救的呼唤。船山思想通过杨度的诗化表达，完成了从学术理论到大众动员的转化，成为湖湘文化乃至中华文明复兴的重要精神资源。

船山思想通过《湖南少年歌》等载体，从学术领域扩散至公共话语，成为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内容。1983年，王船山被官方列为“中国历史上13位爱国主义者”之一，杨度的诗作功不可没。

在船山书院的几年学习期间，杨度得到了全方位的洗礼，培养了恢宏的气度，精妙的言谈，以及人见人爱的魅力，使人们无法怀疑帝王学的真实存在，这种教育对杨度随后的整个政治生涯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。

杨度说：“余诚不足为帝王师，然有王者起，必来取法，道或然与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