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谈歌

制图：何芬

我与二叔，亲叔脉侄，在兄弟姊妹中排行都在第二。姑妈在时，常常亲切地称呼二叔为老二，我为少老二，说屋里两老二性格爱好相似之处甚多，是生成的，难得的缘分。

二叔年轻时一表人才，高高的个子，国字脸，五官清秀，戴一副黑边眼镜，虽是农民，却有读书人的斯文。上世纪六十年代中，有常德女子曾月清，从湖南农校毕业后，分配到界牌区农技站工作，随区委领导在我的老家——珍珠泮堂蹲点，看上了二叔，主动出击，演绎出一桩“大学生嫁农民”的美好婚姻，一度传为佳话。

二叔年少时以优异成绩考入衡阳名校新民中学，因家庭经济原因，只读了一年便失了学。可二叔天生是块读书的料，爱学习，博览群书，过目不忘，懂历史知地理，诗赋文章样样来得。

入食堂那阵，二叔是老珍珠大队团总支书记，曾带队参加非党积极分子学习班。归队后，二叔写了入党申请，并由大队书记罗付林作介绍人。可惜，他还没来得及宣誓，就来了“三反五反”运动，每个大队要找一个斗争对象，一个批判对象。因家里是富裕中农成分，二叔成了受批判的人，入党的事成了泡影。为此，二叔总说自己生不逢时。

二叔在生产队当会计，业务能力强，算盘打得烂熟，拨算盘，眼疾手快，看得人眼花缭乱，是我见过的又快又准的珠算高手。

二叔在农作物栽培管理方面很有一套。生产队里浸种育秧，种西瓜，种棉花，搞经济作物，病虫防治，技术层面上的事都由二叔来做主。他还常常被农技部门派遣出县出省做农技师。

二叔热爱艺术，吹拉弹唱，多才多艺。生产队时期，二叔收工回家就拉胡琴，吹笛子，唱《西宫词》，唱祁剧。有文艺爱好者刘贤阶、唐云生、方云汉等好友常来切磋技艺，家里的文艺氛围很浓。

我走上音乐路，是受了二叔的影响。二叔那把京胡，不拉的时候挂在帐竹上。只有几岁的我，对琴有着强烈的好奇，看二叔拉，也想学样子。一次，趁二叔不在家，我用高凳替脚，站到抽屉上，把琴取下。先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用力转动琴轴，“嘣”的一声，琴弦断了。我知道闯了大祸，不敢出声，小心翼翼把琴放回原处。第二天早晨，二叔坐在床上，把我叫到床头，问琴弦是不是我搞断的。我心里害怕，眼泪直流。二叔见状，说：“我只是问你，又没骂你，哭吗事？你喜欢拉就拉，不要乱调琴弦就是。”有了二叔允许，我便放心大胆了，有空就拉，边拉边琢磨，边拉边像，还真拉出些名堂来。“文革”那些年，大队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，二叔是负责人，节目自编自导自演，他带我进了宣传队。县区乡年年搞会演，我拉琴吹唢呐，一次比一次好，成了文艺骨干，因此，我做了公社文化辅导员，在音乐路上越走越远。

在读书的事情上，我与二叔同病相怜。二叔初中读了一年，我名义上上过甲满学校的农中班，由于复课闹革命，初中的课本没动过，又重返小学六年级。第二年，我再次考入农中。这时候，在二中教书的父亲被当牛鬼蛇神批斗，停课劳动改造。父亲说自己当老师二十多年，恐怕饭碗不保，觉得读书还不如在生产队做工分糊口。从那时起，我便失学务农。二叔关心我，给我小说看。小说情节环环相扣，我舍不得放手，不知不觉有了读书的兴趣。二叔在新田县做农技师时，一去就是大半年，常给我来信，并要求我写回信。我提不起笔，赶鸭子上架，有过一两次后，终于能写了。就这样，一点一点地提高，一点一点地积累，有了这样的起步，才有了后来的录干考试顺利通过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二叔被安排到界牌区镇企业、瓷土公司、星光瓷厂任职。而我却从那时候开始，做公社文化辅导员，在县剧团做专职演奏员，后改行做行政，辗转金兰、醒狮、界牌等地，虽忙于事务，其间与二叔常有走动，感情依旧。

二叔性格开朗，不世俗，不信鬼，不信邪，不怕事，挺起胸膛做人。当年爷爷因漏网富农的事，被揪出来斗争，挨打受折磨。家里人敢怒不敢言，二叔却敢于发声，骂那些狗娘养的做事缺德，不得善终。

如今二叔八十有七，心态仍然年轻，身体也硬朗，从来都不谈死的话题，对生活充满信心，我行我素，活得潇洒通透。吃得走得睡得，还能玩牌看书看电视，网络购物。他对戏曲的兴趣未减，常叫我拉花鼓大筒，拉京胡发音频给他听。他写文章回忆泮堂往事，讲述宏农谭氏的来龙去脉，是一本活字典。

有人见二叔如此高龄，体重超标，建议他注重保养，饮食少荤多素，喝酒吃肉适量。二叔笑而作答，语言幽默风趣：“不碍事，我自有分寸。至于肥肉，我一餐能吃一斤吃八两，米饭该吃三碗减一碗。我虽然身体微胖，也没有什么不好，胖有胖的优势，瘦有瘦的弱项，人生哪有称心如意！”他还说：“俗话说得好，老人造饭䉕，你看我那子周老兄（二叔堂兄）嫂子是医生，讲究养生之道，害怕三高，不让动荤，缺营养，结果卧床好多年，吃没吃，反倒苦了自己。若要我看，保养也是句空话，专家的话也不那么可信。”

二叔的观点或许有几分对。事实胜于雄辩，看二叔现状，脸色红润，没一颗老年斑，照这样过日子，再活个十年八年不在话下。